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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社会学家张乐天:读懂这些发黄的书信、日记、账本,能够让我们理解父辈,理解自己

  这位大学教授,有收“废纸”的习惯。
  近30年,别人眼中无用的书信、日记、票据、账本、会议纪要……都当宝贝,装满的麻袋不计其数。
  他拿出这些宝贝,变成选修课,让“90”后的年轻人去读1960年代年轻恋人的通信,谈谈他们的好奇和困惑。
  他还有个庞大的计划,想把发黄的宝贝们编成一套《当代中国生活资料长编》。
  “这些书信、日记、账本才是最真实的历史,里面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这对理解今天的中国,理解今天的我们,很有意义。”
 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,对话复旦大学教授、社会学家张乐天。


    “90后”读50多年前年轻人的书信


  十一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,明媚的阳光里夹杂着秋日的凉风,人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七天长假的悠闲和倦怠中恢复过来,匆匆的步伐中闪烁着不易察觉的无措。
  940分,复旦大学的校园里一片热闹,树叶缝里透出细细簌簌的光线,打在一个个快步赶着去上课的身影上,上午的第三、四节课即将开始。
  一间小教室里,原本一排一排整齐放置的椅子被打乱,围成了一个圈,三两个到得早的学生已经坐下来了。
  “读信的感觉怎么样?我看你们发来的邮件中有很多困惑和好奇啊。”一进教室,还没有放下包,老师就和学生打起了招呼。他叫张乐天,今年65岁,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这堂课的名字挺特别,叫《书信里的中国人》。
  这是一门为本科一年级新开的研讨课,选课的同学来自中文、新闻、法律、经济等不同专业,上课的内容就是“读信”,读三对夫妻和三位女青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的数百封信件。其中一组是1960年初的大饥荒时期,两个在北京从事运输工作的年轻人热恋时期的通信,共80余封。这是张乐天偶然间搜集来的。
  让一群90后的年轻学生读50多年前年轻人的来往信件,并且一起去理解、探索、分析这些信,他到底想做什么?
  同学们陆陆续续进来了,张乐天选择了靠近窗户的角落坐下来,他的博士生、这门课的主持者郑莉敏坐在旁边和他聊着,“从学生发给我的邮件里能看出,他们会从信件中发现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节,有些细节可能连你都没注意到。”“嗯,细节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  课堂上的学生不多,大概十七八个人。开始上课了,张乐天站起来讲开场白,“我先站起来说几句话,等会就坐下。”说完他自己呵呵地笑了笑,顿了一下继续。
  “上课前我和助教有一个对话,她的一个观点让我改变了这堂课的模式。这堂课,不是我要灌输给你们东西,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的思维、想象、创造力激发出来。我有一个缺点,呵呵,可能也是优点,就是我讲话很强势。当你提出一个问题,我会用非常有征服力的话语把你们说服,让你们接受,但这个会抑制你们的原创性和灵感,所以我就想改变上课的方式,创造一种‘弱势对话’的氛围,而不是‘强势对话’。你们要记住,张老师提出的任何观点和想法,只是一个‘40后’的想法而已,而你们‘90后’的同学对生活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,你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也许比我要多得多。昨天我就很感慨,你们发来的作业是通过iPad,我还没有用过呢!”

  “张老师,可不可以别说话?”

  “开篇词”说完后,张乐天请小郑来主持课堂,自己便捧着一本笔记本,像学生一样坐在角落里安静地聆听。
  课堂上的学生们开始谈论自己读信时的好奇和困惑。有两次听到学生提出的困惑点,张乐天忍不住站起来说,“这里我可以来解释一下。”
  刚开口,小郑就很干脆地将他打断,“张老师,你可不可以别说话。”“噢,我不要说呀?”张乐天有些迟疑地问。
  “你对那个时代很了解,但你说得再好,只是在传输知识而已,不如让同学们自己带着好奇、带着困惑去讨论,自己去寻找答案,也许对他们来说更好。”小郑解释说。
  “好,那就这样吧,你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着,我坐下来不说了。”张乐天“老实地”坐下了。
  学生们在讨论中不时会冒出一些时髦词汇,比如负能量、代入感、即视感……这让张乐天觉得新鲜有趣,有时候他又会一脸惊奇或迷惑。
  一个学生提出自己在读信时的困惑,“信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结婚前,通了三年的信,三年中他们一直在说,想早点建立美好的家庭,但为什么他们谈了三年恋爱,都还不结婚?而且他们好像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,比如父母的不支持,比如房子问题,我很不理解。”
  “你们觉得从恋爱到结婚需要三年,这很长吗?”小郑问同学们。
 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,有的人认为太长,“在我的观念里,我觉得以前的人都不谈恋爱的,好像结婚也都没什么感情基础的。不都是媒人介绍,然后就直接结婚的吗?”也有同学持不同意见,“三年很正常啊,想要好好地了解一个人,三年时间一点都不长。”
  张乐天忍不住开口了,“我们那个年代的人,两个年轻人从认识到结婚,通常要两年时间,当中还要订婚呢。虽然媒人介绍的婚姻很多,但自由恋爱肯定是有的。那时候我们结婚啊,最难的是房子,你要有房子才能结婚吧?但那个时候,盖房子结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,很多人都因为没有房子结不成婚。”
  张乐天的这一番话,让学生们很感慨,“我还以为过去的人生活要简单得多,没什么压力的,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遇到高房价、压力大这些问题,原来环境是不同的,但各有各的难啊。”
  又一个学生说:“这对热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写诗,为什么写信时还要写诗?这太肉麻了。”张乐天的嘴巴张成了“O”型,实在屏不住要插话,“你觉得写诗很奇怪?我对你的这个奇怪也觉得非常好奇。我们那个年代写诗很正常的,我自己就不知道写过多少诗啊。”
  “我听说,1980年代诗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,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文艺青年,他们走在路上手里要是没一本诗集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哪。”学生道。
  “我喜欢诗,但我很好奇,现在好像没什么人会提起‘诗歌’,是我们这个年代没有了诗意呢,还是现在的人不需要诗意了?”
  课堂里围绕着“称呼”和“诗”这两个话题热热闹闹地议论开了。这样的火花,从课堂开始到结束,没有间断。

  星期日周刊记者(以下简称星期日):为什么要开设这门“读信”的课?
  张乐天:我的初衷是希望让年轻人来阅读他们的父辈、祖辈。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如果理解了这些信,也就是理解了他们的父母。你知道,现在的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交流是有问题的。当理解能多一些,交流的障碍自然就会减少,不是说就能完全没有障碍,但会减少很多。上学期我第一次开设这门课程,那些学生们上课后,真的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理解,最后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,还让他们在课堂中读出来,写得非常感人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每个人都在体验自己。另外,从学术的意义上说,我希望学生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学术的意义,就是要从原始的资料出发做学术,而不是从书本和现有的理论出发,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。我感觉现在学界有这样一种不良风气,看一些书,然后从书里总结出一些东西,就发文章,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。

  星期日:真正开设这门课以后,你的期待有什么变化吗?
  张乐天:原来的期待还在,但增加了很多东西。上学期我开始上这门课以后,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“90后”孩子们的想法,我非常惊讶。在他们读信的过程中,这些孩子的思考、好奇、想象、创造力也呈现出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在读父辈也在体验自己,而我在理解年轻人的同时也在体验我自己。不仅如此,我还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组织了一批学生,同步读这些信,让两地的学生通过视频做交流。

  星期日:听上去这门课似乎也是你做研究的一部分?
  张乐天:对啊,我一直觉得,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,一定是把研究者放进去,把个人放进去。当你去理解别人的时候,实际上也在通过别人的镜子反观自己,当你对自己了解更多时,理解别人也会更好。
  我做研究,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体验、自己的生命资源融入进去,在工作中去体验自己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,一定是来自你内心的理解,越是挖掘内心的,越是有价值的。

  星期日:好的作家也都是挖掘自己内心的感触,而不是跟随外面潮流的。
  张乐天:对啊,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。特别是20多岁插队落户到农村去的时候,在农村除了做农活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,我就怀着诗人的理想,拼命写诗、拼命投稿,还自己写歌,但除了一小部分诗在县城的刊物发表过以外,大多数都石沉大海了。后来我就反思自己,为什么我写的这些诗发不出来,很重要的一点,我当时写的很多诗歌是没有意义的,并不是来自内心,而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,那些内容离真实的社会是蛮远的。

  收集“废纸”的教授

  上午的时间总是匆匆,这一天是个星期五,校园里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。张乐天穿过有些拥挤的人潮,乘电梯来到7楼的一间资料室,准备和他的助手见面讨论工作。
  资料室不大,约五六十个平米,一排又一排书架上堆满了资料,除了一摞摞文件袋、纸箱外,书架的最上方也密密麻麻地塞满了装着资料的麻袋。
  3年前,张乐天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,收集整理一些散落在民间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。有过去的帐本、书信、日记、会议记录、购物发票……一麻袋、一麻袋地从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贵州等地的城市和农村搬回来。收这些“废纸“,他几乎是“零门槛”,只要是和人们生活有关的文字资料,他都收,但以手写的为主。
  这样的工作张乐天坚持做了20多年。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,想把所有的资料汇成一套《当代中国生活资料长编》,并且分别做出国际版和国内版。“现在荷兰一家出版社已经和复旦出版社签约,将出三十卷,明年会先出八卷,这八卷有两套东西,一套叫《革命的书写》,是一个农村干部的日记,另一套叫《生活的流水》,是一对北京的年轻人20多年间超过50万字的书信。”
  他还想做一个“记录逝水年华”系列,把私人书信和日记整理出来,分成“恋爱篇”、“婚姻篇”、“家庭篇”等,记录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情感流转。那些粮票、邮票、股票等票证,张乐天也计划整理出来并配以文字说明出版。

  星期日:在这些文字资料里,你看到了些什么?
  张乐天:看到的东西太多了,比如一份上海铁路工会的文字资料,详细地记录了19491958期间,上海铁路工会每一次的活动记录,包括每一次的统计资料,例如多少人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,捐赠了多少钱,给多少人补助等,这些很能反映那个时代。

  星期日:有没有普通人家的书信日记?
  张乐天:我们收来的资料里,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家的书信、日记。一般的档案会有人收集的,但普通人家的书信、日记几乎没有地方会收,你看档案馆里,最多有一些名人的书信,普通人家的书信、日记都没有的。可能我现在所收来的书信是全中国最多的,有超过15万封,大部分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。

  星期日:那个年代的人们在写信时,写些什么呢?
  张乐天:有写给家里人的,写给朋友的,什么故事都有,讲兵团的故事,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。那个时候书信几乎是异地唯一交流信息的渠道,所以人们就什么都写啊。如果我能收集到一个人连续写给家人的信,就能够清晰地看出当时一个家庭的情况。

  星期日: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信件?
  张乐天:比如说在解放初期,上海有一批人到香港去,然后他们从香港给上海的家人朋友写信,这批上海和香港的来往信件是非常宝贵的。1980年代,上海有一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到香港去,然后连续几年中,不断地给上海的小姐妹写信,把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故事写在信里,里面还有一个故事,香港的一个亿万富翁找到她,想给她钱让她做小三啊,非常复杂的感情纠纷,她都写在信里了。这些信件能够侧面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,普通的上海人到香港以后的社会经历,也能够呈现香港社会当时的一些情况。还有一套信,是一对北京的夫妻,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,20多年里好几百封信,从谈恋爱到结婚、生孩子,吵吵闹闹,那些矛盾都详细地写在信里,比电视剧要精彩多了。我有时候开玩笑说,哪个编剧从我这里找一些素材,拍出来的电视剧肯定很好看。

  1000多个小时,访谈农村老人

  在收集文字资料的过程中,张乐天发现,有一些真实生活里的事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,比如几十年前的人们是怎么找对象的,怎么结婚的,还有大部分具体的家庭生活都没有资料可寻。几年前,张乐天决定做一个数据库,带着他的学生到浙江北部的农村去做访谈,和村里的老人聊天,聊他们一生的经历和故事,比如农具、家具、衣服、房屋的变化,家人生活的变化……他还招聘当地的农民做访谈员,并请来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给访谈员培训。到现在为止,张乐天组织完成了1000多个小时的访谈,其中最长的一个访谈,和老人聊了整整37个小时。
  这个过程困难重重,比如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土话如何录入数据库;一些年迈的老人记忆力下降,对很多细节都遗忘了,怎么办?……说起这些,张乐天自己觉得,至今没有第二个人,能像他这样把1000个小时的访谈完成,并把访谈资料做成数据库。

  星期日:遇到这么多困难,过程又很艰苦,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呢?
  张乐天:你知道我去农村是怎么说服那些老人家接受访谈的吗?我告诉他们,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或我们上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、创造出来的,但是很遗憾的是,年轻人都不知道,不知道我们曾经那么辛苦地去创造,不知道我们当时的生活经历了多少曲折,所以我要做这件事,把当年的故事记录下来,留给你们的儿子、孙子……世世代代,让他们知道,你们曾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,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生活曾经充满着艰苦还有快乐。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,我希望搭一个平台,让大家一起来读这些最民间的东西,让现在的年轻人更能够理解他们的父母,从而他们才能够理解今天的中国,理解他们自己。所谓代代相传,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是从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,而你小时候在父母身边长大,你的社会化过程也主要在家庭里。当代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和父辈很不一样,其实啊,也有很多相似。

  星期日:我自己是一名“80后”,我一直觉得自己和父母是很不同的,我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环境那么不同,为什么你说我们有很多相似呢?
  张乐天:我举个例子吧,比方说社工,现在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社工。现在那么多的农民走出村落,来到城市,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,大家遇到的问题会更多,传统的“老阿姨”是无法解决今天人们遇到的各种问题,专业的社工太有必要了。然而,现在的大学生,有多少人愿意去做社工这样的工作呢?很少吧,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去呢?服侍人的工作,看不上啊!这种等级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?是从我们父辈祖辈那里来的,从文化中来的。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是农民,还是成分不好的农民,而我的妻子是镇上的工人,当时她的身份就比我高太多了,如今社会发展了,但这种等级的观念变了吗?没多少变化的。你看,现在的人还有所谓的“地域歧视”,过去的上海人有这样的观点,现在的年轻人有吗?

  星期日: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,我们和父母是有一些相似的?
  张乐天:是啊,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发展,但“人”却没有太多变化。比如说,现在一些年轻人当了父母以后,是什么样子呢?如果身边其他人的孩子都在学钢琴、学外语,那你也会跟风让孩子去学,如果只有你们家的孩子不学,就好像压力很大。这种跟风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?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,大家都依赖着同一片土地上生存,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不清楚,如果村子里有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,就会被大家指点议论。现在的人呢?他们清楚自己的界限吗?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思考,或者说社会给予了一个普通人多大的宽容度呢?我的观察是,并不多。

  星期日:我开始有一些理解你所说的“没太大不同”了。
  张乐天:有一次在《书信里的中国人》这堂课上,“90后”的学生告诉我,在信中,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就对母亲的过分关注有所抱怨,那个年代的母亲,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就会无微不至地去关心。这些“90后”的孩子们,对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的体验非常感同身受,他们的父母是“60后”,那么现在,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成为父母以后呢?你看,现在的年轻妈妈们,她们如此关注孩子学这个学那个,为孩子的事焦虑。这些关注和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呢?在中国的社会中,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总是在夫妻关系的前面,夫妻关系的紧张、母亲的过分关注……这些让孩子在家庭中默默地承受了很多,当孩子长大以后,会不会重复这样的模式?你会在那些焦虑的母亲身上看到这些。在我自己身上,也带着我的父辈和祖辈的烙印,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理解自己、觉察自己、反思自己,现在我依然在这样做,不断去完善自己,让自己有所成长,改变,才可能会真的发生。

研究成果

当代浙北乡村的社...
  作者们自一九八八年十月起,首尾历时四年,深入到位于浙江省钱塘江畔的一个小村落... 详情>>
告别理想
  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现在,虽然时过境迁,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... 详情>>